散文:红色年代的业余文艺宣传队

内蒙古广播网 刘迅2019-10-09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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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史天地》2019年10期

红色年代的业余文艺宣传队

吕斌 

1975年我高中毕业,不能直接考大学,要上大学得到农村劳动2年,才具备上大学的资格;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不是凭文化成绩,而是根据工作和劳动表现,群众推荐,具体到农村,是大队干部推荐、公社批准。造成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发生了“白卷”事件。

1973年我从初中升入高中,那时候入学都是在寒假后。入学将近半年,全国高考开始,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30,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同年7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20,《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从此,升大学取消了考试制度,而是改成了推荐制。

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而是到农村去,是因为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离开城镇,走向农村,和当地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

我不是城里青年,家在农村,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辽宁省昭乌达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公社鲍家店大队劳动,回村参加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就是业余文艺宣传队。

和我一同高中毕业的61女是村里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村里很看重这几个有文化的回乡知识青年,毕业回村的第三天晚上,大队干部把我叫到大队部,几个大队干部坐在炕上或者地上的凳子上,气氛很是紧张,像是要跟我谈一件大事。大队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儿男人,他大字不识,说起话来却铿锵有力,他盘着腿坐在炕头上,对我说,叫你来,是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上级要求,要用无产阶级文艺占领农村的文化阵地,村里已经有人占领了,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但是人手还不够,还要补充新鲜血液,在你们几个新毕业的新鲜血液中优中选优,决定让你参加村里的业余文艺宣传队。

我被选中参加村里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自豪感油然而生。

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出一句让我振奋的话:公社已经向各个村庄发出了号召,远学小靳庄,近学鲍家店。我们村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已经被公社树立为开展业余文艺宣传的典型,我们不能辜负公社领导的期望,一定全面占领农村这个无产阶级文化阵地!

大队书记提到的小靳庄在全国家喻户晓。

大队在我们村里的7个高中毕业生只选择我进入业余文艺宣传队,让我激动。在大队部开完会朝家走,夜色里,山村特别安静,我望着满天繁星,心情不能平静,在大街上走了几个来回,兴奋的心情才稍稍安稳,进屋,躺在炕上几乎一宿没睡。

每个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作家,但是,那时候的农村青年没有任何机会走出村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村子里找前途,村子里得到一个事由,和家族势力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那7个高中毕业生有的当了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小学民办教师,代销店的代销员,拖拉机站保管,大队图书室管理员,我被分配当了大队农业技术员,负责一片试验地的种植和总结。文艺宣传队员是业余的,劳动一天,吃完晚饭,要到大队俱乐部排练文艺节目,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事儿,很多村子里的青年想干还干不上呢,这是一种荣耀,在没有任何出路的农村青年中,等于出人头地。